闻过则杀：回忆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讨论的一段往事
编者按：
昨天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习近平主席在合肥调研时召开知识分子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指出“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
对此，《知识分子》追忆一段有关科技体制改革讨论的历史往事：2004年11月饶毅、鲁白、邹承鲁在国际顶尖科学期刊《自然》特刊（中国之声II）发表的文章引发科技部不满，动用力量封杀。
2005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二十周年，中国多个刊物准备纪念和讨论科技体制改革，却也因科技部发起的举措遭到全面封杀，已经组稿的刊物被要求全部撤稿，导致鸦雀无声。《科学文化评论》杂志就在其列。
以下刊登时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科学文化评论》主编刘钝教授一篇无法发表的文章：他于2005年两会期间在全国政协的发言稿，回顾了那段历史。
我们在此刊登刘钝的记述，也刊登饶毅、鲁白、邹承鲁的原文，探究是否这些文章的“出发点是好的”、有没有“对的”意见值得有关部门“积极采纳”。对于饶毅等提出的问题，今天的科技部是否已经改进，还是背道而驰？
今天发表这些旧文，目的是希望与科技工作者打交道的科技部能够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积极对待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真正地“做知识分子的挚友、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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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5年十届三次政协会议期间政协科技联组的发言》
撰文 | 刘钝
作者注：十届三次政协会议期间，2005年3月7日上午科技联组在燕翔饭店多功能厅集会，28组推荐余为发言代表之一，辞不准。因就最近所历之科技体制改革讨论一案作一口头汇报。恐日久失忆，追记谬言如下，尽最大可能维持原话。
感谢主持人。我发言的题目是“科技体制改革是否可以讨论？”――问号。在场的领导和专家可能会奇怪——这有什么好问的，请容我叙述一下这个问号背后的故事。
今年是中央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20周年。中国的科技体制改革，近来引起海内外人士的热切关注。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就是《自然》杂志连续两次发行《中国之声》特刊，就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科技体制等问题展开讨论，在国内外科技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在特刊上撰文的，主要是一些关注中国科学发展的海外华人科学家，第2期上的作者也包括少数在一线工作的中国科技工作者，甚至中国科技界的个别领导同志。我的看法是，这些文章都是建设性的，作者们真心地关心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希望中国好、中国科学事业兴旺发达，同时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表示忧虑，也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建议；尽管个别的看法不一定全面，某些意见不成熟和有待进一步商榷，但就总体而言，我们应该欢迎和认真倾听这些声音。
去年“两会”期间，我曾向科技界的委员们赠送了刚刚创刊的一份名为《科学文化评论》的双月刊。我和同事们兢兢业业，惨淡经营了一年，到了2004年底，刊物上登出一个关于开展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讨论的征文启事，是这样写的：
2005年，是中国推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20周年。以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为起点，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科技体制的政策和措施。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确立，科学技术体制的改革正在逐步深化。；……（下面我们列举了一些海内外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基金制度、院士制度、科研机构管理体制、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以及如何实现）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的转变，界定政治领袖、专家和行政人员在科技经费分配体制中的角色，明确行政与科技的界限（等）。
启事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第1卷第6期，刊物送达作者手里的时间应该在12月中旬。2005年1月中旬某日，中科院出版委接到国家出版总署报刊司的电话，主要两项内容：
一、不要开设论坛讨论科技体制改革问题；
二、择日约社长（或主编）谈话。
一个创办还不到一年的刊物就进入主管部门的眼界，也许是件得意的事，但实在是害怕，谁都知道触犯意识形态天条的严重后果。我一介书生、党外人士、一所小庙的主持，接到此信着实战战兢兢。我们创办刊物的初衷是为科学家与公众提供一个在社会文化层面上讨论科学技术的阵地，全无犯规出格哗众取宠的意图，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因还要照看庙里香火，一位执行副主编和院出版委的两位负责同志共三人应约前往接受训话，接待他们的是出版署报刊司司长和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还有两个部门的主管处长，规格不低，阵容强大，可见问题严重。据熟悉出版界规则的人说这叫“温和警告”，严重的要通报批评甚至吊销刊号。排在我们后面的某刊问题似乎就更严重些，据说转载了《自然·中国之声》上的某篇文章并组织了专稿。由于本人不在场，为叙述准确见，我曾特意求证当事人并查看当场记录。从简，大致过程如下：
首先主管领导要求本刊说明组织这一论坛的经过和动机，并询问我们同《自然·中国之声》的关系。我们的回答是，关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是创刊初始就考虑过的题中之意，对过去科学上发生的事情进行研究、分析和总结是我们的学科目标之一，如同一线科学家作实验、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作野外考察与发掘一样，更何况我们筹划论坛早在04年6月，其时《中国之声》第2期尚未发行，我们同该刊也无任何业务及私人接触。
中宣部副局长讲话，主要三点：
一、《自然·中国之声》违规操作，属非法出版物；
二、国内某些媒体与之呼应，异乎寻常；
三、应把握如下原则：① 内外有别；② 不成熟的东西不要讨论；③ 不要将部门冲突公诸于众。
真是匪夷所思。在我们拟约写的稿件中，既有对20年成就的总结，也有对一些不尽人意之处的批评和建言，包括知识创新工程中的问题、院士制度问题、课题与基金管理模式问题等等，何来部门冲突之说？这里的判断同网上一篇署名“劳克伟”而被网友们驳得体无完肤的文字如出一辙：先是判定作者动机不纯，再猜测有部门从中干预，同时还来个“乌鸦别说猪黑”，如指基金委一会计贪污公款等(按：“劳克伟”这里系针对《中国之声》作者们将科技经费交由独立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建言而提及这一贪污个案)。
我们当场宣读了书面的“抗辩”材料——不，不敢说“抗辩”，同出版署和中宣部抗辩还得了？我们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说明材料，并将材料留在出版署。
最后，总署报刊司领导发言，并宣读一份据说是“有关部门提供给中央的材料”的部分内容。因只作口头宣读而不示阅也不提供副本，这里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笔记叙述大意。大意是，饶毅等三人写那篇文章（指《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是有原因的：2003年科技部在全球华人生物科学家中公开招聘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饶、鲁二人皆应聘但最终落选；另一位老科学家参与署名的原因则是——2003年由中科院推荐参评国家科技最高奖，有N位专家联名写信反对，最后该科学家得票为0；后来再报结果仍是一样。
本次谈话的结论是，严肃地建议不要开展关于科技体制问题的讨论。
虽然不理解，为了和谐社会（当时没有这一说法，意思是一样的）——我们除留下书面意见外，回来后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包括撤下已编辑好并制版的相关稿件，花几千元重新制版不说，主要不能像旧时代那样开天窗，换稿又把我们编辑折腾了一个多星期；再有，作为主编还得向应约供稿的专家道歉，其中一位向以直言著称的院士当初就将过我们的军——他说你约我的稿，我写了你能保证一字不改刊登吗？当时我的回答是只要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除可能的错别字外绝对不改。现在只有赔礼道歉。最后，我们在2005年第1期的“卷首语”中作了如下的交代（念原文）：
今年是中国推行科学技术体制改革20周年。认真总结与反思科技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与问题，对我国科学技术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本刊不再设立专门论坛讨论这一问题，但仍希望关注这一问题的广大科学家、科技政策专家、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参与科技决策的领导同志，能够本着尊重历史和中国现实的原则，放眼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的未来，超越部门与专业立场之上，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并向本刊赐稿。
故事完了，结论我想不用说：那个问号完全没有必要。在中国科学技术前进的路上，在国家推行科技体制改革整整20周年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走过的路，向前看看还有多少难关，再侧过身来看看周围的动向，总结成功的经验，检讨存在的问题，反思失策的地方，审度天下大势和对比一下我们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我认为，出版署那次约见是多余的，当时的决定也是不妥的，有关部门动用行政力量干预学术讨论，对科学家进行无端指责是不正常的，不符合中央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与营造和谐社会的要求。
讲到和谐社会，现在媒体的关注多集中在关心弱势群体，体现亲民形象等方面，这没错。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也应关注，那就是应使每一位守法的公民（贪官污吏、刑事犯罪分子、分裂分子当然不在此列），能够消除恐惧感，心情愉快地生活和工作。这也是和谐社会的要义。
我讲完了，也解脱了。我想这是一位政协委员的义务和权利。
后记
科技部副部长李XX等领导同志到会听取汇报。因为联组以上会议发言需事先提交摘要或全文，李副部长有备而来，上来就标榜自己是“以一个XX党员的身份讲话”，随后说道：“《自然》是一个在国际科技界享有很高声望的学术期刊，科技部在制定考核评价体系时总是将《自然》上发表的文章放在优先位置上。但是近期那个《中国之声》上有一幅中国地图，其他地区都标出来了，包括海南岛，就是没有台湾，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据查他们以前也是这样做的。”（按：当届人大刚刚通过反分裂法，部长大人将割裂国土的指控与科技改革建言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很严重的，会上会下我都听到了大量对其言论和态度表示不满的意见。）
十届政协科技28组 刘钝
《自然》社评截图
对此事件，《自然》杂志于2005年7月14日专门刊发社论，回顾事件经过。社论中说：“发表特刊的初衷是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所有的文章的作者都是在中国工作的科学家或与之有紧密联系的科学家。特刊中的有些文章持有批评态度，其中一篇批评了中国的中长期科技规划，将科研经费向大型的、长期的应用研究项目倾斜，而牺牲了较小规模的基础科研项目，而后者更有利于个体创新。另外一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在科研经费发放方面缺乏同行评议，呼吁科技部将手中分发科研经费的权力交给更有能力承担这项任务的机构，以便使经费得到最合理的利用。（《自然》杂志还邀请中国科技部给《特刊》撰文参与讨论，但被科技部拒绝）”
社论最后说道，“上述有关科研经费的问题在许多国家都存在，本身就带有争议性，只有开放而批评性的讨论才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自然《特刊》（中国之声）是为了在中国和全世界的中国科学家群体中增加这种讨论的声音，但是这些讨论不应该被对《自然》动机的错误解读带往另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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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杂志刊发饶毅等文章截图
延伸阅读：
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中长期规划将留下优秀遗产、还是错失良机
饶毅 鲁白 邹承鲁
（原文发表于《自然》“中国之声II”特刊，Rao, Y., Lu, B., & C.-L. Tsou: Nature 432 (Suppl), A12-A17, November 18, 2004.）
在2003年3月22日的中国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决定制订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以指导今后15到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这即显示了政府对经济状况的信心、也强化了它相信科技对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理念。
文中“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简介截图
虽然中长期规划将对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提供重要动力（辅以大量的新增经费），我们认为：在迄今进行的中长期规划讨论中，中国科技体制最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考虑。目前中长期规划的中心是提出和挑选每个经费额达数十到百亿人民币的大课题。我们认为，中国科技发展还有根本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中国科技管理目前仍然停留在“人治”阶段，社会和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在多个层面起重要或主导作用, 而科技的专业优劣在现有体系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我们认为科技管理应该采用“竞争优胜体制”，既真正按照科技项目的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胜出。政治领袖可以决定或影响科技与国家和社会有关的全局层面，而其它层面要由各行业的专家评审项目优秀与否来确定科技项目经费分配，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实践表明:建立可尽量减少问题的体制在中国是可行的。比较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不难得出结论：科学经费从科技部转给自然科学基金会就是一个可以较快地改善科学体制的方法。我们的讨论和建议是依据直接参与中国科学研究和评审的经历，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科研体制的切身了解和比较，以及中国多年来发展趋势和现状的观察和思考。
如果中长期规划只简单地增加科技经费，而不解决上述的根本体制问题，中国将事倍功半。目前大课题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就说明不解决根本问题会导致中国有些资源的相当浪费。大课题在形成、选择、今后管理和评估上的问题通常可以追究到根本问题上。因为其资助课题强度大，中长期规划所带来的正负效应都会比较深远。这里我们提出一些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以期促进进一步的建设性讨论，增加中长期规划和其它类似努力成功的可能性。 有些意见也许比较尖锐,可能触动一些人的利益。作者中有1951年剑桥毕业后回国工作五十多年的、也有过去十年部分时间参与一些中国工作的。我们写作本文的目的是诚挚地希望其内容能对中国有益。
国家对科技管理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科技经费的分配体制。中国目前体制仍然是人治为主。这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历史传统、部分则是五十年前照搬苏联模式的结果。政治和科技至少在三个方面关系严重错位。
第一，在国家层面，领导人有时被安排直接参与具体科技课题的选择。即使在必需专业知识的时候，国家和（更常见的）部委领导人也参与选择科技课题。这样的微观控制可以引入政治的或非专业的因素。
第二，专家被推到方便于搞学术政治、但不方便专业评审的场合。科技界人士不能发挥专业优势就会落入人际政治。中国高额的科技经费一般是部委（如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组织，含概面很广：从纳米技术到癌症研究。部委使专家参与超越其专长范围的评审。比如化学家可以被邀请到一个20个人左右的专家评审委员会，从一堆包括等离子物理到植物发育的申请中挑选资助课题。因为整个委员会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专家”的评估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这样，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就常常代替专业的标准。人际关系、政治结盟——不管是科技界专业人士之间的、还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必然导致与科技价值无关的随意性。
第三，各部委中下层管理人员有过度的权力。科技部的司局长、处长、甚至一般处员对科技经费分配有相当大的权力，包括设立项目、选择评审专家、影响评审讨论、个人邀人提申请。行政人员常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 可以操纵或影响决策过程。名义上的专业人员常无法提供专家意见，也助长行政人员的权力。所以，中国科技人员一般很看重和科技部官员的关系，认为这样的关系对获得大量经费起很重要的作用。
以上几方面综合造成的结果是，科技经费分配时政治和科技不分。当科技经费分配机制错误时，就不能充分调动已经在中国的科技人士热心专业、他们的精力就可能被分散到非专业事务上。中国新政府希望推进的招聘也受阻碍，因为可能感兴趣的人难以有信心目前的体制能支持他们进行专业工作。如果人治科技的体制不改，很难想象如何能避免浪费和贪污。
要从人治科技变到竞争优胜的体制，首先必须明确政治和科技的界限，分开政治决定和科技专业决定。“政科分离”要从界定政治领导、专家、和行政人员的作用开始。改善中国科技效率的改革有三个重要原则。虽然落实这三个原则需要科技体制改革,这是目前中国已经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改革与中国目前的国家政治体制还是一致的。其一，政治领袖可以依据社会需要，参考科技界领导及专家意见，决定国家科技总体经费。政治领袖可以和科技领导及专家协商将总体经费分成几大类。政治领袖只有在国家特别需要如国防和紧急情况下才过问具体课题。其二，其它决定由各领域的专家来作，但专家评审委员会只评审专家们可以理解其相对优势的竞争课题。其三，具体课题的选择必须由相应领域专家来作，不能允许各个部门的行政人员控制和影响资助决定，而应该让他们回到服务的地位。这些原则应该贯彻在变革后的体制中。
变革中国科技体制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应该认真考虑转变科技部的功能。目前的科技部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科技进步，其存在方式使中国科技体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造成中国科技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科技部大体有两大功能： 一是统筹科技政策、科研规划，二是组织科研项目、 分配科研资金。 前一功能由新的总理科技办公室更合适， 而后一功能则可分到各专门部委。 这样也提高效率， 节省国家管理层面的费用。
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有像中国这么大权力的科技部。多数没有科技部，如美国、英国、日本。少数有这样名称的（如德国研究和教育部），并不像中国科技部那样控制全国科技经费的主要部分、其行政人员更没有主宰权力。中国科技人员数额少于美国、总经费远低于美国，很难理解为何需要一个独立的、规模庞大的部, 以更高的管理成本来管理更少的人员和经费。是因为中国的行政管理人员水平高于美国的，从而更有资格来“指导”中国科技人员吗？我们认为这也没有事实基础。是中国没有其它行之有效的经费管理机构所以必须依赖科技部吗？据我们所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是中国较有信誉、实际运作比较成功的经费管理机构，和国际上行之有效的机构也相近，是管理中国科学经费更合适的机构。
科技部的诞生是五十年代老式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最初是苏联顾问建议中国作科技规划，成立了科学和技术两个另时工作委员会，规划完成后在争议中成为部级的国家科技委员会。力主保持这个经常机构的领导（如陈毅副总理）也是要它在今后科技规划时起作用，并没有给予重要的日常运作。五、六十年代，科技部并不管理中国科技经费。60年代它的规模实际上很小、以后曾消失。但是迄今它已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
和其它部委不同的是，科技部没有明确的、可以评价的责任。粮食生产是农业部的责任、卫生部要负责全国的医疗、科学院要产出国际上可以比较和评价的研究发现以及国内有应用或者应用前景的成果。这些部委的工作成效都有一定检验方法。而科技部没有可以检验的标准。国家经费下达到科技部后，如何应用经费、其效果如何，它即没有上级检验、也没有下级压力。科技部没有下属实体，经费分到全国科技机构，国家科技进步时，即使不是自己的原因，科技部也可以归功于自己；落后或者成效不高时，科技部可以说自己不是直接运作机构，推托责任给具体机构，这样一来，就无法严格评价科技部。所以，科技部各级行政人员在管理项目上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
科技部下属的每个司局管理的面太广。所以常将完全不同的项目放在一起、名义上是“评审”，实际是利于科技部中下级行政人员控制科技专家，进行社会和学术政治交易。科技部各司局功能自我定义是组织和领导科技。这一居高临下的基本思想，也体现在科技部的工作中。许多科技人士——包括中国的精英——在科技部中下级官员面前都不能正常表达意见。科技部行政人员每过一段时间设立新计划，其中相当多是行政人员的主观意识、而无需反映科技发展趋势和规律。 这就导致了中国科技人士围着行政人员的转。只要科技部继续管理大量经费，就难以避免庸才继续影响或统治科技前沿人才。如果都有人建议还在海外的科学家向科技部人员行贿、甚至出现行政人员直接向海外科学家索贿的行为，也就不难想象行政人员对国内科研人员是如何对待的。这些都是因为行政人员享有过度权力的缘故。
我们建议：将科技部迄今控制的科学经费分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这样有合理体制的基金管理机构，和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部门。而科技部的技术经费则依据专业分到专门部委如农业部、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等。这些专业部委可以更直接、有效地应用相应的经费和运作课题。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只评审小规模的课题，大课题由部委管理而缺乏严格评审。这造成乐中国熟知的问题：小钱大审，大钱小审。事实上，比较合理的是自然科学基金接管科技部的科学经费。自然科学基金不是不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是自然科学基金在竞争、专业评审、利益冲突等方面都用了相对更好的规章制度，而且在实践上也是中国目前最好的体制。可以说任何认真地观察过其工作的人，都不会否定这样的客观结论：即使完全用目前的自然科学基金机制，也可以比科技部更合理而有效地管理科学经费，管理成本将低于科技部。也就是说，现有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可以立即替代科技部的科学经费分配功能。我们要说明，自然科学基金会也是有需要改进的方面，但其大体结构已经是中国科学经费管理目前最有效的，比较容易接管科技部的科学经费。这样的改变可以较快地牵动全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它们将注重研究的专业优劣、而不继续重视与科技部官员的人际关系：自然科学基金评审过程中，虽然没有杜绝行政人员的影响，其影响要比科技部里面的小。
改革后的总理科技办公室不直接控制大量科技经费，反而可以起现有所有科技机构不能起的作用。虽然从官员管理经费的角度看，权力会减少很多。但是如果从国家科技发展的利益来看，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发挥中国目前欠缺和急需的作用：它可以比较不计私利地为总理提供科技咨询，可以为国家利益和科技发展献计献策，可以真心制订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科技政策。如果需要的话，它还可以制订措施监督和检验其它机构经费分配效率和应用效果。对于特别需要协调不同部门的政策和项目，未来的总理科技办公室可以经总理授权进行跨部门的协调。这样的协调是有限的，不需一个庞大的常设部委。
与科技有关的各个政府层面应该设立一系列顾问和咨询委员会或小组。由科技专家组成的这些委员会提供建议，涉及科技政策、拨款和经费分配、新计划和战略考虑等。
所有与科技经费分配有关的政府部门，需要建立严格的专业优势为基础的评审体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已经在用的体制是可以供其它部门参照的一个模式。
中长期规划要支持大科技课题，很快引起争论。本来科技发展到一定时候，可以出现大小不同的课题。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大课题，而在于为什么有大课题、是否经常有大课题、如何评审选择大课题、如何检验大课题的成效。在中国还没有妥善解决体制问题的情况下，推出大课题在效果和方向上就不大容易令人满意。
科技发达国家也有大课题，但是起源不同、方式不同。比如美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是科学家们提出、并经过争论后向政府提出，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时候而提出的，不是政府说有科技经费、科学界就马上有大课题。平时，中国一些部委也每过几年就设立一些计划，通常也是比较大的课题，这些计划多数是官员和行政人员为主导想出来的。
中长期规划中有关大课题的形成和选择说明了目前科技管理的弊病。整个过程中，都有科技部其它大课题的通病，只是在数量级上再放大了。课题的提出没有竞争，是少数行政人员指定少数专业人员，内部讨论形成。虽然让许多人开了许多会，多数都是走过场、无实际效果。最后提出时没有真正竞争，而是科技界少数人进行学术政治的结果。整个过场也被科技部的行政人员掌握，评审不依据专业优劣做竞争和比较，决定业就缺乏充分的客观依据。
课题提出的方式由提议的量小（少于20）和每个课题经费的规模所决定了。课题提议必然面很宽、让政治领导看来有社会意义。脱离了具体科技专业优劣，很多课题都可以说出简单的社会意义，这样的比较没有深度。为了平衡各个领域的利益，课题提议常将许多不同的小课题放在同一大旗底下，其过程不是真正的科学创造力或者技术创新，而是描绘和包装。同样的做法过去常见于863、973等计划，不过现在的中长期规划课题经费又高一、二个数量级了。这个做法将阻碍真正依据科技优势竞争的体系形成。
大课题得到资助后如何评审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课题由选择这些课题的部委（多半是科技部）来评审，即使出现问题和错误，也不太可能被承认，因为大经费应用失败会直接影响部委及其官员的政绩和可信性。此外，今天中国在某领域有足够专长的人员数量不多。一个大课题就可以包括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可以懂得该领域的人，这样就没有什么人能留在外面提供客观和有批评性的评审了。中国专业人员都懂这一点，所以，当其课题被资助后，就没有很大的压力要达到目的。
鉴于资助大课题的高度危险性，一个可能是将一部分大课题经费转移到其它部门，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去。那些机构再到不同领域接受大、中、小型课题提议，并进行竞争性评审。课题的大小要和各个研究领域需要相当，要避免专业人员因为政府已经决定的经费规模来把课题成比例放大的趋向。
中长期规划及相关大课题的成败可能成为本届政府的重要遗产。这个遗产将成为历史长期铭记的优秀遗产？还是将被认为错失良机、甚至造成浪费？这是一个严肃的选择。
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和他同辈的领袖们，领导了1956年的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其支持核和太空计划（“两弹一星”）的决策和成就一直为人赞誉。然而不能忘记的是，虽然不像“两弹一星”那样容易向公众描述，56年的规划更重要的贡献， 也许在于科技总体经费的增加、科技院所的建立、大学及其新系科的设立。在当时条件下，建立尽可能好的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结构体系是周恩来等的功绩。
如果说，“两弹一星”等是周恩来一代的丰碑的话，有部分原因是当时有明确的、中国急切需要的科技大课题。而目前，和其它多数和平时代一样，并没有那样清楚的目标，可以简单地用几个大课题来解决。
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建立良好的科技体制，让中国国内优秀科技专业人才发挥创造性，专心在他们的专业上作出成就，是比具体科技大课题更重要的课题。将来的历史也许会显示中长期规划的重要遗产不是确立具体的大课题，而是它对中国科技体制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影响力。中国科技管理体制迄今远落后于经济：在计划经济已实质变成竞争的市场经济后，如果科技管理还是计划时代的产物，没有根本的变革，中国科技进步就被体制延缓 。
良好体制的确立，不是目前中国科技专业人员完全靠本身能做到的。如果新一代领导人有长远眼光、能注重解决长期影响中国科技的根本问题，而不仅聚集于具体大课题，那么，今后相当长期的中国科技进展都可以追溯到本届政府对科技变革之功业。可以说，华盛顿的历史功绩不是他具体解决了某个大项目）如战争积累的国债、对法国的谈判〕，而是他那一辈的政治家促成了国家长远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类比中国科技体制的变革。在有条件的时候，转变了体制，是影响长远的历史功绩。如果让时机流失，将留下遗憾。
＃科学史上的今天＃1916年4月30日，信息论之父、数字通讯时代的奠基人克劳德·香农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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